革命成功之后的俄国就是如此，所以列宁会在《国家与革命》中说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

1938年底，近卫内阁提出了所谓善邻友好的近卫三原则，试图掩盖侵略的本质。四、国际和平秩序的建构与宪法共识 综上可见，要建构和平秩序，必须发挥宪法的作用，以和平为基础建构宪法共识。

针对纳粹时期恶法亦法的绝对实证主义观，《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人的尊严不可触碰。由此可见，在当代世界，国内宪法秩序的稳定与国际社会的和平密不可分，互为条件。同样的，日本制宪也受到了美国宪法理念的深刻影响。第三，宪法的实践需要和平的环境。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6期。

对侵略战争的彻底否定。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否认犹太大屠杀的言论违反了和平公共辩论的原则，不受言论自由的保障，驳回其上诉。但是这种规定在现实中却遭遇了重大瓶颈，因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是一个议事协调机构，妇联是人民团体，都不是行政主体，不享有执法权。

通常人权的主体是个人，但是否能扩展到家庭，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目前我国实践层面更多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由民政机关作为原告进行起诉，这会导致司法审查标准过低，可能会过度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在涉及行政方面的纠纷时，归属行政法判定。家庭教育作为一项需要系统性整合的工作，通过反思教育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相关性，迫切需要在家庭教育立法出台之前进行深入调研和思考。

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界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从最近的三个地方性法规（草案）——《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2019年3月29日）、《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2019年9月27日）和《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2019年8月16日）来看，它们对政府的家庭教育责任规定地越来越具体而全面，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对于这种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书籍，即便是专业者也需费力来理解，更遑论普通家长了。2018年3月为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需要，全国人大设立了社会建设委员会，专门就社会发展问题提交议案、法律草案，开展有关调查研究，开展有关执法检查等。第二，个人是否可以成为政府购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主体？就提高家庭教育能力的效果而言，对于符合条件的个人不应该拒之门外。从要素上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包括制定科学合理的家庭教育大纲，编写适合不同年龄儿童的家庭教育教材，制作播放公益性的家庭教育广播电视网络节目，在结婚登记、怀孕和哺乳期间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安排专人回答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疑问，定期举办家庭教育讲座，办好社区和学校内的家长学校，等等。

确定哪个部门或者组织作为家庭教育的主管机关，在当下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7）在父母或者承担父母角色的监护人不能承担父母责任时代为行使国家亲权。这个他指的是父母的未成年人子女。这就要求儿童救助与家庭教育同步进行，无疑也增加了政府的家庭教育责任。

建议家庭教育立法由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导进行，在总结梳理现有的家庭教育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制度性创新。撤销监护人资格打破了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自然关系，不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因此在事态向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发展之前，公安、检察、民政、教育、妇联等有关部门应通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和未成年人的其他近亲属提前发挥介入作用，发挥合力，帮助父母矫正不良行为，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重新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

但是从家长学校的现状出发，也不好完全否认家长学校的营利性，这是因为缺乏活动经费是困扰家长学校能否持续开展的一个主要问题，而如何保证家长学校的办学目的与营利性之间达致平衡，这也是政府责任了。国家承认父母权利为基本权利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儿童社会化。

虽然这三个文件为国家代行国家亲权职责提供了制度依据，但仍然有若干探讨之处。第二，由国家代替父母来实施家庭教育，造成父母和儿童的分离，既违背了儿童社会化的客观规律，也让父母成为了闲置资源。为了扩大销售，各种营销手段销五花八门，让家长应接不暇。[2]从早期的民本思想到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都在持续地灌注这一传统，并深刻塑造了中国法律的人民性特质。（二）立法中需要划定的几个重点和难点 在立法重点方面：首先，家庭责任与政府责任的界限问题。[16]除此之外，市面上出版的有关家庭教育的书籍更有不少误导性。

（五）培育和监管家庭教育服务市场 政府提供的家庭教育服务属于基本公共家庭教育服务，只能起到保基本的作用，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更高的教育质量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这就要求在明晰家庭教育主管机关的基础上，明确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范围、方式方法、效果、监督和评价以及指导不当产生的侵权责任赔偿等事项。

2019年8月公布的《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使用的是政府主导。如果由国家来承担这一任务，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国家不可能靠自身来完成家庭教育，主要是通过各类学校来实施，而学校教育又是专门化的知识教育，这与带有个人化色彩的家庭教育完全不同。

责任形态上，运用体系化的思维，可以将其任归结为尊重家庭教育的选择权、防止学校过度干预、完善组织和程序、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培育和监管家庭教育服务市场、改善经济条件、代为行使国家亲权等七个方面。我们认为，凡是有助于提高家庭教育能力的，都应该纳入进来。

中国学术界已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家庭权[3]的概念，但是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及域外的经验来看，由于集合化的家庭权可以分离出若干个独立的个人权利，所以还没有把家庭作为人权的主体的。其一，家长学校是法人吗？家长学校如果侵犯了父母权利或者家长的其他财产（或者人身）权利，父母能直接将家长学校起诉到法院吗？事实上，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首先涉及到举办家长学校的幼儿园、中小学、大学是名办还是公办的问题。[4]在这个意义上，宪法第49条第1款将家庭作为国家保护的对象，重点保护的依然是家庭中的个人权利，不过仍然给家庭权留下了部分想象空间。也正是因为如此，政府才应该对家庭教育承担责任。

立法规范 政府责任[1]是家庭教育立法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对于第二类家庭，政府应该先说服再接受。

在目前关于家庭教育规范的中央层面立法中，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散见于《教育法》（2015年）、《未成年人保护法》（2013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7月8日）、《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发〔2011〕24号）、《关于开展全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试点工作的通知》（妇字〔2013〕29号）、《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一[2015]10号）、《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妇字〔2016〕39号）、《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2016年9月29日）、《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国发〔2016〕87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2019年6月23日）》等文件中。查阅一些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发现，不少家长很茫然：如果父母在家庭教育中不重要了，那还要不要家庭教育？对于这些问题，政府应该加强舆论引导，履行监管主体的责任。

这时，社区或者居委会（村委会）应该发挥作用，辅助政府完成这项基础性的工作。家庭教育能力实际上是家庭教育权的效果表征形式，如果仅仅只是保障家庭教育权，而不看重家庭教育权的效果，仍然达不到通过家庭教育立法最终实现教育平等的初衷。

二、政府承担家庭教育责任的具体形态 在回答了政府要对家庭教育承担责任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对于家庭教育应该承担何种责任？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越来越有向家庭教育指导集中的趋势。目前地方立法层面已经逐步注意到了上述各方面问题，但是由于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内容不够精细，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可能会流于形式。不论是政府自行提供还是通过购买市场服务来提供，都应该将重点放在提高父母的家庭教育能力上。根据妇字［2004］4号文件，家长学校的性质被定位于成人教育机构，任务主要是向未成年人的家长及其监护人传递正确的家庭教育思想和观念，帮助其掌握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方法。

但是不同于其他基本权利，父母权利主要不是利己的，是利他的。[11]考虑到家长学校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家长学校不可能是法人。

可见，按照亲子关系发展的自然规律，也是为了保障儿童社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不能替代父母去完成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任务。其次，父母的监护权被撤销后，能否恢复？目前这方面的规定不足。

第三，家庭教育是需要成本的，家庭分担了家庭教育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和物质成本。三、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在立法规范上的表达 在学理上分析了政府承担家庭教育的具体形态后，如何将这些理念转换为文本上的立法规范，又是一个大问题。